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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明是错的,为什么偏要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恋爱的科学:有关幸福恋爱关系的 24 个事实

编者注:很多人肯定遇见过这种情况:在遇见难以抉择的事情时,你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征求意见,但是无论别人说了多少,说的多么有道理,你最后往往还是选了自己所相信的。人到底有多相信自己呢?在很多时候,即便你是错的,你还是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就算后来被证明是错的,很多人甚至会扭曲事实来试图证明自己是对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作者|Julia Galef 译者|张海冰 编辑|吴頔

设想一下你是一场激烈战争中的士兵——可能是一个罗马步兵,中世纪射手或者祖鲁勇士。但不管你在何时何地,有些东西或许是永恒不变的。你的肾上腺素升高,你想保护自己和同伴,想打败敌人,从而产生了条件反射,你的行为就源自于你这种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

现在,试想着扮演另一个非常不同的角色:侦查员。侦查员要做的不是攻击或防御,而是了解。侦查员需要走出去,绘制地形地貌,识别潜在的障碍。总之,侦查员想尽可能准确地知道外界的真实情况。在真正的军队中,士兵和侦查员都必不可少。

你也可以把士兵和侦查员的角色视为两种思维模式——象征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信息和观点的方式。事实证明,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采用的思维模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发生在19世纪法国的案例来这具体说明两种思维模式。1894年一张看似无害的碎纸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政治丑闻。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一个废纸篓里发现了一些碎纸,把这些碎纸拼凑起来后,他们发现同级的军官中有人一直在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大规模调查随即展开,很快他们就锁定了一个嫌疑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只是这名军官战绩出众,过往历史清白,他们实在找不出他有什么动机这么做。

但是,当时的法军非常反犹太人,而不幸的是,在该级别的军官中,只有德莱弗斯是犹太人。其他军官将德莱弗斯的笔迹与纸上的笔迹进行了对照,虽然外界的笔迹鉴定专家认为并不像,但是军方还是认定是同一人所写。他们搜查了德莱弗斯的公寓,审查了他经手的文件,试图找到他进行间谍活动的蛛丝马迹。虽然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但这却让他们更加疑心,认定德莱弗斯不仅是一个罪犯,还非常狡猾,因为很显然是他藏匿了所有的证据。他们还调查了他的个人经历,试图寻找能定罪的细节。通过和德莱弗斯之前的老师交谈,他们了解到德莱弗斯曾在学校学过外语,便认定这证明了他有野心想在以后和别国政府串通。德莱弗斯的老师还提到他的记忆力很好,这大大增加了他的嫌疑,因为间谍必须牢记很多事情。

该案件进行了审判,德莱弗斯被认定有罪。判决后,军官们把他带到一个公共广场,像举行某种仪式一样将他的徽章从制服上扯下,把他的剑折成两段。这个事件当时被称为“德莱弗斯的堕落”。德莱弗斯被判处终生监禁在名副其实的“魔鬼岛”——一块远离南美海岸的光秃秃的岩石。他独自一人呆在岛上,一封又一封地向法国政府写信,恳求他们重新审理他的案件,然后就会发现他是无辜的。读到这里你可能猜想说德莱弗斯是被他的同袍们故意陷害的,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据他们判断,当时的军官们确实认为德莱弗斯案件证据确凿。

很多粉丝不接受自己喜欢的明星假唱的事实。/Google
很多粉丝不接受自己喜欢的明星假唱的事实。/Google

所以问题来了:如此微不足道的证据就足以判定一个人有罪,这说明了人的什么心态呢?这个案件符合科学家们所说的“动机性推理”,即我们无意识的动机、欲望和恐惧塑造了我们解读信息的方式。一些信息就像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想让它们赢,我们想保卫它们。而其他不一样的信息就是敌人,我们想要驳倒它们。所以我称动机性推理为“士兵思维模式”。

虽然你从没有因叛国罪去迫害过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但你可能关注过体育赛事或是知道有谁关注。假如,裁判判定你们队犯规,你可能非常强烈地想要证明他是错的。但是,如果他判定另一队犯规——那这就是一个好消息。或者,你可能读过一些调研争议性政策的文章或研究,如关于死刑的。就如研究员们所证明的,如果你支持死刑而研究显示死刑并没有效果,那么你就会非常强烈地想要找出原因证明研究设计得很差劲。但是如果研究显示死刑很有效,那你就会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支持死刑而文章显示死刑有效,那么你同样也会强烈想要寻找证据证明研究设计得很差劲。

我们想要哪一方赢,这种偏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影响我们的判断——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偏好塑造了我们对自身健康和人际关系的看法,决定着我们的投票选择,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公平或道德。而动机性推理或士兵思维模式让我感到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它完全是无意识的。我们一边认为自己是客观的、公正的,另一边却在加紧摧毁一个无辜者,比如德莱弗斯。幸运的是,在德莱弗斯事件中,出现了一位皮卡尔上校。他是法军中的一名高级军官,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认为德莱弗斯是有罪的。

赵薇和马云因为做了这个手势被认为是共济会的一员,被共济会所控制。/Google
赵薇和马云因为做了这个手势被认为是共济会的一员,被共济会所控制。/Google

同样他也与很多同侪一样,有点儿反犹太人。但是在某个时候,皮卡尔开始产生怀疑,“如果我们完全错怪了德莱弗斯,那该怎么办?”皮卡尔发现有证据显示在德莱弗斯入狱后,串通德国的间谍活动仍在进行。他还发现,军中另一名军官的笔迹与那张被撕掉的便笺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皮卡尔花了十年的时间为德莱弗斯洗清罪名,在这期间他还曾因对军队不忠的罪名被捕入狱。一些人认为不应该将皮卡尔视为英雄,因为他也是一名反犹分子。我同意这种对犹太人的偏见是不好的行为。但是我认为正是因为皮卡尔是一名反犹分子才使得他的行为更加令人钦佩,因为他和其他的同袍们一样有理由持有偏见,但是他想找出并维护真相的动机胜过了自己的偏见。

我认为,皮卡尔是我所提出的“侦查员思维模式”的代表人物,即不是想让一个观点赢或另一个观点输,只是想尽可能诚实准确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事实很丑陋、很麻烦或者令人不快。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研究侦查员思维模式,想弄清楚为什么一些人,至少是在有些时候,能够打破自己的歧视、偏见和动机,尝试尽可能客观地看待事实和证据。后来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情绪。

士兵思维模式一样,侦查员思维模式也是一种根植于情绪的反映——只是它根植的情绪与前者有所不同。例如,侦查员很有好奇心。当他们获得新信息或者解决了疑问时,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感到高兴。当他们遇到与自己的预期相矛盾的事情时,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感到好奇和有趣。

在很多人眼中共济会无所不能。/Google
在很多人眼中共济会无所不能。/Google

侦查员也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考验自己的信仰是一件好事,同时他们也不太认为那些改变自己心意的人是懦弱的。总之,侦查员对生活持有理性和现实的态度,这意味着作为一个人,他们的自我价值与他们对特定事件的看法是对是错并无关联。例如,如果他们认为死刑是有效的,而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此时他们会说,“看起来我好像是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坏人或我很蠢”。研究人员发现——我是从趣闻发现的——侦查员的这些特征都预示着他们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关于侦查员思维模式的这些特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与你是否聪明或是否懂得很多并没有太大关系。这些特征与人的智商关系不大,它们跟你的感觉有关。我经常引用《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不要鼓动人们去伐木,也不要发号施令、分配工作,”他说道,“你只需要教给他们渴望广阔无垠的大海就够了。”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提升自己作为个人或者作为社会人的判断力,我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逻辑、修辞、概率和经济学方面过多的指导,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若想真正用好以上这些原理,我们最需要的是拥有侦查员思维。我们需要改变自己感受事物的方式——当我们发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可能错了的时候,学着去感到自豪而不是羞愧,或者当我们遇到与自己的信仰相矛盾的信息时,学着去好奇而不是戒备。所以,你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你最渴望的是什么——保卫自己的信仰,还是尽可能清楚地看一看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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